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或者说人本的城镇化。
托克维尔写《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美国尚有奴隶制度，可是谁会说托氏错了，美国那时候不是民主国家？如果从本质上去考察民主，那么英国大宪章时代就是民主的肇端，因为那时候贵族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至少他们的改革间接有利于人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政府也会被利益集团绑架，也会为了精英出卖民众的利益，但他们得意的日子不会太久。
事实上，第二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比中国发展速度慢的国家第三产业比重比中国大，恰恰说明中国经济的反常。但他们是否真的将国家的发展放在首位，是否真的能够战胜利益冲突的规律，这就有待更细致的实地观察。林认为，斯密的分工只是有利于交易技术的创新，但是，交易技术的创新无法得出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在市场已经成熟的西方，政府的参与和指导尚且有限，有人甚至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就是资本家的政府，如果这样的政府能够实现新结构经济学的蓝图，还要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点拨吗？在市场极不成熟的中国，政府的参与和指导只能造就光伏产业这样的畸形儿，企业损失大把的金钱，政府拿人民的血汗来弥补企业，这其实是一种犯罪。诚如林所言，即使有现代宪政政制也不能保证其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因为宪政民主只能给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以最低限度的保障，在这种制度下利益集团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但长期看仍然会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他们所倾向于维持长期执政的手段，很可能并不是为民造福，而是思想鸦片、政治高压，甚至铁腕维稳。当然，如果非要选择，我更同意斯密型增长的主导作用，道理很简单，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是人，市场存在的意义是人通过交易实现资源和财富的优化配置，所有的创新都来自于人的需要，而交易若不充分，就无法得知人的需求，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重商主义学派是现代早期经济学的主导学派，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于18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兴盛时期，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
那么到底什么是重商主义，应从历史的角度予以解读。从伊丽莎白时代到乔治时代，实行了数百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期间对羊毛工业的强烈保护，终于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使得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大于输入，以保持出超。因此，政府为了实现内部利益极大，刻意制造顺差。
所以一个国家要改变或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必须掠夺别国的财富。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竭力进行海外扩张，掠夺人口和财富，把金银的多少作为评价国力的标准之一，其代表人物有柯尔柏等。
重商主义的第二个观点是认为国家间关系属于零和博弈。这和重商主义单纯的积累黄金的目的是不同的。进入专题： 重商主义 。具体讲，美国人在贸易保护中最喜欢玩的是反倾销诉讼，比如对待中国的纺织产品;此外还有所谓的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就是以环保之名行保护之实)。
没有一个政治国家能够超越本国利益来奉行世界主义的主张。新重商主义的东亚代表国家是中国、韩国。为了争夺海外贸易，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十分频繁。它既不同于视黄金储备为经济目标，以此扩张军力，开拓贸易疆界的旧重商主义，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国内产业采取战略性保护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缓冲政策。
随着亚当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论点胜出，以及世界形势与各国之间力量的不断变化，重商主义所代表的零和贸易及海外殖民从18世纪后期起趋弱。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是16—17世纪封建主义解体之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
其次，新重商主义的保护措施繁多且具有攻击性，甚至发展成一系列排他性的贸易保护集团。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
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发表了《国富论》，其中对重商主义政策进行了严厉批判，但是当时英国的执政者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不予理会，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抛弃重商主义政策，并极力鼓吹自由贸易。这恰恰说明了英国正是依靠重商主义而成功实现经济崛起的。东亚国家为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而采取的低汇率、高储备的政策称之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应该说，到了今天，重商主义的主要思想都遭到了严厉批判。重商主义学派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重金主义和晚期的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用一句颇经典的话概括美国新重商主义的特征：有自由贸易的理想，但国家利益的思维模式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学术界代表人物是斯图尔特，政界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国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普蒂斯特 柯尔贝尔。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都必须建立在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前提之下，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片面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那么只能说明我们很幼稚。
随着欧盟对中国光伏产业征收反倾销税以及中国商务部准备对欧盟进行贸易报复，媒体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在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主张中国应该放弃这种政策。即财富是一定的，己方得到相对更多的财富必须建立于其他国家损失的基础上。
比如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国家间零和博弈的观点都不再被人们所信奉，但是重商主义的一些精神仍然值得人们继续保留。其中新重商主义就仍然坚持这些精神。
首先，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时候，政府必须控制本国经济，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不可能实现后发国家的强大的。所以在这点上，重商主义对于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新兴的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开始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势力。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总额，其目的仍是要保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
新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和代表新重商主义理论是美国学者麦金农、克鲁格曼等人总结美国70年代以来的外贸保护主义政策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主张国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就在这一时期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其次，古典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自由贸易的前提是世界主义，但事实上，到了亚当 斯密发表《国富论》的240年后的今天，世界仍然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任何经济问题无法超越政治国家而存在。重商主义建议政府为达到这一目标，应该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扮演积极的、保护主义的角色，特别是使用关税保护小企业。
首先，新重商主义沿袭了凯恩斯通论中的分析方法，认为贸易顺差和投资、消费等一样也会产生乘数效应。主张政治决定经济是该学派基本的特征亿万农民进城，客观上推高了城市房价，而城市又无力提供数量庞大的廉租房、公租房资源，导致城市房租不断上涨，进城农民居住条件令人堪忧。但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也面临不少发展矛盾。
给城镇发展、民生福祉造成伤害。中国从乡村型社会进入城市型社会，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亿万农民实现了当城里人的梦想，提高了生活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日前在北京表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2%上升至2012年的52.57%，预计城镇化率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进一步达到66%左右。比如，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城镇化循序渐进、以人为本，降低城镇户籍门槛，对进城农民与原居民平等赋权，帮助进城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防范伪城镇化，十分重要。宅基地能保障农民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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